他走了，就像一个操劳了一生的老农民一样，走了……身旁留下一顶草帽，一把砍刀，一支烟斗；身后留下一个依然需要刨土取食的家，家里有风烛残年的老伴，有每天上山种地、喂牛、打猪草的女儿女婿，有开着农用车跑运输的孙子们……

　　他奋斗一辈子，掏心扒肺让老百姓的日子富起来，自己却两手空空而去，而把价值几个亿的森林送给了大山里的群众。

　　照片上的他，温暖地笑着，目光慈祥又明亮。

　　他，就是云南省保山市原地委书记杨善洲。

　　一辈子的赤子之心，把生命最后的霞光，化为家乡大亮山上永恒的春天

　　1988年3月，杨善洲退休了。一头牛，卸了架，该休息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他选择了另一种活法。这是一次还债，也是最后的报恩。

　　地处施甸县南边海拔2619米的大亮山，是杨善洲家乡最高的山。他16岁时父亲病逝，和守寡的母亲艰难度日，母亲常常带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药，拿到集市上卖。是大亮山养活了他一家。

　　在日后风风雨雨的岁月里，杨善洲亲眼看到曾经长满大树的大亮山，一点点变秃变荒，乱砍滥伐，曾成为一个时代的隐痛。他不止一次向身边的人诉说：“都是在我们手上破坏的，一山一山都砍光了，多可惜！我们要还债！要还给下一代人一片森林、一片绿洲！”

　　他当地委书记期间，曾带人风餐露宿，徒步24天，详细了解大亮山的土壤、气候、地理环境，一个“种树扶贫”的梦想在他心中萌芽。

　　从不为家人办事、不为家乡办事的杨善洲，对家乡的人说：“退休后，我会给家乡办一两件事的！”

　　现在，他退休了。
杨善洲婉言谢绝了按规定到昆明安家休养的厚意，说服了家人希望他回家团聚的愿望，留下一句滚烫的话：“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说过的话就要兑现，我要回大亮山种树去！”

　　3月8日，杨善洲退休的第三天，他卷起铺盖，当晚就赶到离大亮山最近的黄泥沟。第二天，他带领着从各方调集的15个人，雇上18匹马，驮着被褥、锅碗瓢盆、砍刀镢头，一鼓作气上了山。

　　晚上，他们搭起草棚，挖出炉灶，点起篝火，召开了大山上的第一个火塘会议，做出计划，第一年种树1万棵。是夜，狂风四起，大雨瓢泼，窝棚被掀翻，炉灶泡了汤，一群人只好钻到马鞍子底下，躲过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杨善洲的大亮山植树造林就这样开始了。

　　“好个大亮山，半年雨水半年霜，前面烤着栗炭火，后面积起马牙霜”。

　　在恶劣的气候环境中，住下来，成为第一考验。最初用树枝搭的窝棚，不到半年就被风吹烂了。他们又修建起40间油毛毡棚，冬天冷，夏天闷，碰上下雨，被窝常被淋湿。上山几年，杨善洲患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夜深人静，人们常常听到他阵阵咳嗽声从毡棚里传出。

　　1992年，林场建起了砖瓦房，职工们首先想到了杨善洲，可他死活不住，他说：“我一个老头子住那么好的房子干什么？”最后硬是把房子让给了新来的技术员，自己仍住在油毛毡棚里，一住就是9年，直到全部人搬进了砖瓦房。

　　没有路，他们往山上运苗子和物资都是马驮人扛，杨善洲常常一边赶着马，一边挑副担子，在山里一走就是大半天。
1990年，杨善洲跑到省上要了一笔钱，林场开始修路。有人主张请专业设计部门来做公路规划，他不同意：“林场现在没有多少钱，有钱也得用来买树苗呀，我们自己干！”他找来一些仪器，每天背上一袋干粮出去测量，常常天不亮出发，摸黑回来，14公里的山路，不知跑了多少趟，哪里有个窝窝，哪里有块石头，一清二楚。最后，全部路修下来，平均每公里只花了不到1万元钱。

　　买树苗资金不足，杨善洲就经常提个口袋下山到镇里和县城的大街上去捡别人吃果子后随手扔掉的果核，桃核、梨核、龙眼核、芒果核……有什么捡什么，放在家里用麻袋装好，积少成多后用马驮上山。他说：“捡果核不出成本，省一分是一分。”

　　每年的端阳花节，是保山的传统节日，也是果核最多的季节，杨善洲就发动全场职工，一起到街上捡果核，成了花市上一道“另类”风景。

　　有认识他的人说：“你一个地委书记，在大街上捡果核，多不光彩。”他说：“我这么弯弯腰，林场就有苗育了。等果子成熟了，我就光彩了！”

　　不过，在大街上看到父亲捡果核的女儿老二老三感到不光彩了，劝他不要再捡。他说：“是不是你们觉得丢面子了？不要老想着你们的父亲是个地委书记，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如果你们感觉我给你们丢面子了，那以后不要说我杨善洲是你们的父亲！”两个女儿流下泪水：“爸爸，我们错了……”

　　有一次，捡果核，杨善洲不小心撞到一个小伙子的自行车，小伙子恼了，张口就是粗话，有人赶忙把他拉一边，告诉他老人是原来的地委书记，捡果核造林呢。他惊得半天没吭声，转过身说了一句：“这样的官？我服了！”

　　如今，杨善洲捡回来的果核，已成为大亮山上郁郁葱葱的果林。
杨善洲还常背个粪箕到村寨路上捡骡马粪猪粪，给树苗做底肥；到垃圾箱里捡纸杯、碗装方便面的外壳，当营养袋，培育“百日苗”；坐长途车颠簸几百里，从怒江引来红豆杉，从大理引进梨树苗。那年，栽树季节，他牵着马去昌宁买树苗，为了能及时把苗子栽上，他赶着马连夜往回返，足足一天。

　　为种树造林，杨善洲倾注了多少心血与艰辛，大亮山知道，每一棵树知道，每一片绿荫知道……

　　1999年，杨善洲在山上用砍刀修理树杈时，一脚踩到青苔上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很多人都想，老书记可以留在山下好好休息了。可半年后，他拄着拐棍，又走进了大亮山。

　　有人说，何必自讨苦吃？

　　杨善洲回答：“入党时我们都向党宣过誓，干革命要干到脚直眼闭，现在任务还没完成，我怎么能歇下来？如果说共产党人有职业病，这个病就是‘自讨苦吃’！”

　　22载辛勤耕耘，大亮山重新披上了绿装： 5.6万亩人工造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
一辈子的生命坐标，心永远贴在群众的脉搏上

　　在保山，至今流传着许多关于杨善洲的“经典段子”。

　　一天，施甸大街上一个赶马人想钉马掌，无人帮助，难以操作。见一乡下模样的人走来，忙说：“兄弟，帮个忙！”“干啥？”“帮我端马脚钉马掌。”“好！”那人用两手端起马脚，双腿前弓后蹬，用膝盖撑住，赶马人又割又钉，一阵忙活，半个小时，马掌钉好，那人拍拍手和裤上的灰走了。一个过路人问赶马人：“你可知道帮你钉马掌的是哪位？”“不知道。”“施甸县委书记杨善洲。”赶马人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

　　施甸县城边一段公路上石工们正砌一座涵洞，工地上一片打石声。一个年轻石工技术不熟，手上有点不听使唤，忽闻旁边有人说：“钎子要捏紧，下锤使点劲。”他有点不耐烦，脱口说：“有本事，你打我瞧瞧！”那人拿过工具，叮叮当当，一会儿工夫，一块漂亮的芝麻形花纹石头打成了。年轻人不好意思地咬咬嘴唇。那人走了，有人告诉他，教你打石的是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

　　杨善洲从20多岁起担任县领导直至地委书记，他始终把自己的根牢牢扎在群众之中。

　　他很少呆在地委机关，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跑，顶个草帽，穿双草鞋，随身带着锄头、镰刀等各种农具，碰到插秧就插秧，碰到收稻就收稻，哪块地里的草长高了就锄两把。地里看过了，群众访问过了，这才到乡上县上。他说：“与群众一起劳动，了解到的基层情况最真实。”

　　保山有5个县，99个乡，每一个乡都留下了杨善洲的脚印。龙陵县木城乡地处中缅边境，不通公路，是最远的一个乡，很少有领导去。杨善洲上任不久，便徒步4天，进了木城乡。

　　在一间破旧的茅舍前，一位农民把他引进屋。一张用竹竿捆扎的床，一张草席，火塘旁放着一只破瓦罐，杨善洲把手伸进瓦罐，抓出一把干瘪的包谷。他走到那位农民面前：“老乡，对不起，我没有当好这个地委书记……”
当夜，杨善洲召开乡干部会议，他说：“我得先做检讨，你们这里的山是荒着的，地是闲着的，人的肚子是瘪着的，袋子里是空着的，我没尽到责任。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帮助父老姐妹铲除贫穷的根子，让他们都过上幸福的日子！”

　　第二天，他从木城出发，又徒步3天，跑遍了周围的几个乡，十几天后，保山地委做出了改变边境贫困乡村面貌的实施方案。

　　杨善洲常对地委一班人说：“我们干工作不是做给上级看的，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只要还有贫困和落后，我们就应该一天也不安宁！”

　　不安宁，成为杨善洲烧在心头的一把火，为了群众能过上好日子，他一刻也不安宁。

　　“一人种三亩，三亩不够吃。”这是早年流传在保山地区的顺口溜。由于保山地区山区面积占91.79％，土壤贫瘠、种植方式落后、农田水利设施薄弱，农业产量在解放初期很低。

　　杨善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们是党的干部，如果老百姓饿肚子，我们就失职了！”

　　他专门在保场乡种了半亩粳稻试验田，试验“三岔九垄”插秧法。一亩地可以提高产量三四百斤。为让群众熟练掌握这一种植技术，他常年跑田间地头，亲自示范推广。

　　1982年的插秧季节，龙陵县平达乡河尾村的几个农民正在地里忙活。

　　一个农民打扮的老者走了过来：“你们插秧的方法不对，村干部没跟你们讲‘三岔九垄’插秧法吗？”

　　农民们以为他是路过的农民，没好气地答：“你会栽你来栽嘛！”
　　杨善洲二话不说，卷起裤脚就下了田，一边讲一边示范。插秧是倒着插，越往后插得越快，农民们惊奇地发现，很快他就跑到最后去了。

　　直到现在，保山当地群众插秧还用这个“三岔九垄”。他还种了“坡地改梯田”、“改条田”、改籼稻为粳稻等各种试验田。1978年至1981年，保山的水稻单产在全省一直排第一，1980年，全国农业会议在保山召开，保山获得“滇西粮仓”的美誉，杨善洲则被人们称作“粮书记”。

　　毋庸回避，杨善洲也不是事事都看得准。他也承认自己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落后于农村改革的实践。但当他一旦了解到群众的意愿，便会义无返顾地为之奋斗。

　　一辈子的精神品格，用手中权力老老实实为人民办事

　　1985年，保山地委建办公大楼，第一层已经建起，这时，昌宁金华乡发生水灾。杨善洲立即赶往灾区，看到老百姓受灾严重，十分难过，回到保山，命令办公大楼在建项目马上停工，把资金拿来救灾。有人想不通，认为可以从其他地方调动资金。杨善洲激动地说：“如果眼看着人民群众在受苦，我们却安逸地坐在这么富丽堂皇的大楼里，悠闲地办公，你不觉得有愧吗？”

　　在杨善洲的心里，对人民群众永远怀着一种谦卑与敬重，他们真正是主人，他是公仆。

　　公仆如牛。杨善洲说：“我就要俯首甘为孺子牛！”

　　他下乡，总像一个三人战斗小组，司机、秘书，一辆２１２吉普，其他随员一个不要。上路，直奔田头。

　　碰上饭点，老百姓吃什么，他吃什么，吃完结账，绝无例外。

　　有一次，在龙陵县调研，结束时，三人在县委食堂吃了一顿饭，一碗白菜，一碗蒜苗，一碗酸菜炒肉，外加一碗萝卜汤，一共６．５元。秘书去结账，县委书记推辞：“菜很简单，我用我的伙食费去冲抵就行了。”

　　回保山路上，杨善洲突然问起吃饭是否结账，秘书如实相告。

　　“停车，你立刻搭班车回去结账！”他的口气不容商量。

　　秘书只好下车，拦了一辆公共汽车，回去结了那６．５元的伙食费，可他在路上来回的车票、住宿却花了33.5元。他一路都在想，这就好像用一只鸡去换一只鸡蛋。

　　回到保山，一连几天，他想着最后全部由老书记掏钱结的这笔花费，忍不住脱口而出：“为了6块多，你又花上33块多，值不值？”

　　杨善洲接口道：“账不能这么算。领导机关的人不能占基层便宜！”

　　他岂止是不占便宜。
　　当时，机关的同志下乡每天有4毛钱补贴，20多年里，杨善洲一大半时间都在乡下跑，却从没拿过一天的补贴。他说：“和群众比，我有一份工资，已经很好了。”

　　有一个给他当了两年半秘书的同志坚持每次下乡后都把书记的补贴办好，开了存折存起来。杨善洲知道了，没吱声。1978年，他在大官市果林基地听说当地群众搞林业多种经济想养蜜蜂，但没钱买蜂箱蜂种，一下子想到了秘书帮他存的出差费，一问，竟有400多元，他高兴得很：“这下解决大问题了，把它全部给他们买板子打蜂箱，把蜜蜂养起来！”

　　杨善洲用钱“散”是出了名的。走到哪里，看到困难的人家缺衣少被，遇上哪个群众买种子、买牲口少钱，他就从自己兜里往外掏。有人劝他不必，他说：“我是这里的书记，老百姓有困难，我能看着不管吗？”

　　用钱“散”的杨善洲，自己的生活却“抠”得很。

　　他常年住在办公室旁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张木桌，一张木板床，床上一个草垫子和草席；穿的总是一身发了白的灰色中山装，夏天草鞋，冬天胶鞋；喜欢抽烟，还舍不得抽纸烟，天天一包烟叶子一支烟斗带在身边。他走到哪里，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大干部，曾经闹出几次去宾馆开会被服务员挡在门外的笑话。

　　杨善洲更“抠”的是，他绝不允许自己占公家一丁点便宜。
　　他的家在保山施甸县姚关镇大柳水村，离保山有100多公里。他回家从来没用过一次公车，都是自己买车票坐班车回到施甸县城，往下的路当时不通车，他就徒步走回到大柳水村。他的理由很简单：“回家是私事，不能用公车！”

　　1984年一个星期天，杨善洲回家后，与三女儿杨惠琴一起回保山，突然天降大雨，淋得没法走，他们就到一旁的姚关镇政府躲雨，镇委书记说：“老书记，我和县上联系，来接你。”他说：“接什么接，我们躲一下，等雨停了就走。”

　　父女俩躲了一阵，见雨不停，就打着雨伞走了。区委书记赶忙给县委办公室打电话，县委办公室主任深知老书记的脾气，专门派车，他肯定不坐。于是，他想了个主意。

　　驾驶员小李按吩咐，开车沿大路朝老书记驶去，碰面时不停车，开过几公里后再折回来，赶上他们，大声招呼：“老书记，去哪里？是去施甸吗？我刚办完事，正好捎上你们一脚！” 杨善洲没想到他们的招数，确信是偶尔相遇，这才和女儿一起上了车。到了施甸，父女俩买上车票回到保山。

　　杨善洲的二女儿杨惠兰是乡里的民办老师，那年考地区中专差一分落榜，他拍着女儿的肩头说：“别难过，明年再考。”女儿问：“爸爸，要是明年还考不上，你能给我安排个工作吗？”他严肃地回答：“不行！我没这个权力。”后来女儿考上了公办教师。为此，县里特别叮嘱杨善洲的秘书：“请你一定要告诉老书记，他家老二是自己考上的，和我们没关系。”

　　在杨善洲眼里，权力是人民的，他只是为人民来行使，行使的标准，就看符合不符合人民的利益。

　　有一年，他的一位老相识从外地回来分配到公社工作，老相识找到他，希望帮忙转到城区。杨善洲说：“为什么首先考虑的不是工作而是个人利益？这是党组织集体研究决定的，你应该去报到，以后有困难再研究。”

　　在回地委的路上，杨善洲对秘书说：“地委是党的机关，要告诉机关所有的干部，不能为那些只图个人利益的人开方便之门。”

　　回到地委，一位亲戚早已在屋里等候：“大哥，你现在说话办事都管用，把我爱人和小海从乡下调进城里吧。就求你这一次……” 杨善洲笑了：“我这个共产党的干部可真不好当，办私事的都把我给包围了……”他对这位亲戚说：“我手中是有权力，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

　　多少年来，杨善洲把“后门”关得紧紧的，但他的“前门”总是敞开的。地区农科所农艺师毕景亮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农村，家里比较困难，杨善洲在地委常委会议上提出：“像毕景亮这样的科技干部我们要主动关心他，尽快解决他的困难。不光是他，也要注意解决其他科技干部的后顾之忧。”

　　群众说：“老书记‘后门’上的那把锁是没有钥匙的，但是他帮助干部群众解决困难的钥匙却揣了一大串！”

                                                                                      新华社记者张严平、杨跃萍　人民日报记者姜洁、宣宇才   源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